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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术研究的视角看，宪法解释应该是规范宪法学立场下对于宪法文本理解和运用的最基本方法。

例如在言论自由问题上，虽然不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言论不会直接被排除出言论自由的保护范围，但由于这类言论与生态文明这一国策存在冲突，因此受到保护的强度必然应当减弱。因此在审查立法以外的公权力限制基本权利的正当性时，认定地方性法规属于法律保留原则中的法律应当是正确的选择，完全照搬西方理论并不合理。

预测决定涉及立法者基于对过去和当前立法事实的认知而对未来情形作出的判断，特别是指对某一特定立法措施或者方案的效果进行预测。[16]这种观点显然超越了实定法范畴，在宪法文本中无法找到依据，我国宪法在基本权利和义务章列举的义务均应当被视为基本义务。[18]如果认定纳税义务直接限缩财产权的保护范围，那么则意味着国家征税权在宪法上不存在实质边界，至多仅存在税收法定这样的形式边界，这显然不符合制宪者的初衷。通过国家机构规定的辐射，法律保留中的法律应当包括地方性法规，同时应对起源于德国的审查密度理论进行必要的修正。[15]参见陈征:《宪法自由权与平等权冲突的解决途径》,载《浙江社会科学》2014年第12期,第80-86页。

任何人不得因性别、出身、种族、语言、籍贯、血统、信仰、宗教或政治见解而受歧视或优待。[38]前注(19),陈征文,第155页。[50]参见刘松山：《开发区法院是违宪违法设立的审判机关》，载《法学》2005年第5期。

其次，2000年《立法法》看似为较大的市下了清晰定义，学者亦直接由此反推宪法概念，认为较大的市只有3类，其他的辖县市缺乏宪法依据。[24]参见郑毅：《对我国〈立法法〉修改后若干疑难问题的诠释与回应》，载《政治与法律》2016年第1期。[2]参见许安标、刘松山：《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通释》，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版，第318~319页。有学者认为，单以文义解释无法阐明本级的含义，应当诉诸体系解释。

然而，这种情形却涉及一个老生常谈的宪法问题，即辖县地级市的合宪性。其实，便于人民参与国家管理、有利于经济发展，本身即为行政区域的划分原则，[31]将直辖市与原直辖市分为区县也正是出于这种考虑。

第三，在设立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区域必须设立地方人民法院。同样地，根据1951年《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全国绝大多数省级法院与县级法院在本级首届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就已经设立了。我国《法院组织法》第24条规定：基层人民法院包括：（一）县、自治县人民法院。[48]1975年《宪法》曾将地区作为一级正式的行政区划予以明确，其第21条第2款规定，地区、市、县的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三年。

注释:[1]参见[日]棚濑孝雄：《纠纷的解决与审判制度》，王亚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26]参见郑磊、贾圣真：《从较大的市到设区的市：地方立法主体的扩容与宪法发展》，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58]同时须一并修正我国《地方组织法》第44条第11项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主任会议的提名，决定在省、自治区内按地区设立的和在直辖市内设立的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的任免的规定。为使同一级别、不同地区的国家权力机关平等地行使权力与承担义务，先在地提供制度性保障应是宪法默示的前提，也是我国《宪法》第5条第2款之法制统一条款的应然意涵。

综合文义、历史与体系解释的论证，辖县地级市存在宪法依据，它就是可以下辖区、县的较大的市。但是，政治话语将此类情形修饰为省直辖的代管市，形式上缓解了事实与规范的冲突。

是故，引入一个缺乏实质含义的描述性语词来界分设区的市与不设区的市，可能是更优的选择。[2]概言之，地方各级法院通常与县级以上行政区划相伴而生，它们的先在性使得其设置很少被认为存在法律上的问题。

在法治语境下，此处中华人民共和国指称的只能是宪法与法律，而非某一具体的国家机关。而且，该条采穷尽式列举的立法技术，缺乏扩大解释的空间，故无对应行政区划地方基层人民法院，皆无设立依据。这是因为，一方面，任何一个市级人民代表大会都无法代表另外两个市的人民，故该法院不可能仅由市一级的人民代表大会产生。以宪法文本中较明确的地方人民政府为例，首先，我国《宪法》第95条第1款规定，省、直辖市、县、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设立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该款明确了地方人民政府的设立规则。[15]而且，一方面，产生地方人民法院院长显然不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的全国性事务，这里的国家权力机关仅是指地方人民代表大会。一方面，原直辖市人口众多，若按县级标准仅设一级政权，不利于人民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在体系上，这两项规定可被视为总纲条款审判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的具体化，即最高法院院长与地方人民法院院长的选举是该审判机关产生的标志。我国《宪法》第95条至第104条规定了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设置、组织、职权等内容。

（二）无对应行政区划地方人民法院应由所辖行政区划的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厘清无对应行政区划地方人民法院的设立问题后，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由谁产生这类法院？根据地方人民法院的产生规则，地方人民法院院长仅得由地方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8]本文所称的组织性法律不仅包括专门的《人民法院组织法》，还包括《宪法》提供的组织性条款。

（二）产生规则：地方人民法院仅得由地方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即便组织性法律已经明确某法院应予设立，但若止步于此，该法院也仅为纸面上的法院，其设置远未完成。文章来源：《人大法律评论》2021年第2辑，法律出版社2022年版。

[51]三亚市与三沙市之所以形成几个区只设一个基层人民法院的体制，皆因直筒子市转为设区的市所致。[25]作为类型化的结果，前者成为设区的市，后者成为不设区的市。二是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而广泛存在的无对应行政区划地方基层人民法院，实践中其法院院长也基本由（地级市）人大常委会任命产生，这也是不符合宪法规定的。

全国人大的任免权就是组织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和其他国家机关之权，[13]推而论之，地方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地方人民法院也应是基于审判人员之选任而言的。直到1986年，无对应行政区划地方中级人民法院的产生方式才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变更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

[40]应予注意，我国《宪法》未规定较大的市分为市，因此，在实践中存在的市辖市缺乏依据。这两款规定将市分为了两类：一类是较大的市，它分为区县。

在规范上，我国《宪法》第30条第2款规定：直辖市和较大的市分为区、县。但是，当组织法设立的地方人民法院无对应行政区划时，则该法院属于哪一行政区划级别？从逻辑上看，此类法院的行政区划级别应当就上不就下，归属于所辖行政区划的上一级。

即只要县级以上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存在，就应当选举本级法院院长以产生本级人民法院。立法权意义上较大的市的概念已逐渐淡化。就无对应行政区划地方人民法院而言，其按层级划分为中级与基层两级，须分而论之。[41]参见《刑事诉讼法》第20条至第23条、《民事诉讼法》第17条至第20条、《行政诉讼法》第14条至第17条。

[4]参见张翔：《中国国家机构教义学的展开》，载《中国法律评论》2018年第1期。[43]汉江中级人民法院作为天门市人民法院、潜江市人民法院、仙桃市人民法院的上级法院，其本身无对应地级市或地区建制（既无汉江市也无汉江地区[44]如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兰州新区人民法院、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九华山风景区人民法院等。

[9]参见翟国强：《跨行政区划人民法院如何设立？——一个宪法解释学的视角》，载《法商研究》2016年第5期。若以此为确定较大的市的标准，那么在国务院首次批准13个辖县地级市为较大的市之前，较大的市在我国并不存在。

[54]底高扬：《目标、限度与进路：跨行政区划司法管辖制度的宪法学思考》，载《法商研究》2017年第1期。事实上，根据我国《宪法》，任何国家机构的设置都应经由设立、产生这两个步骤完成。